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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毒品本質就是一種藥物，那麼，單純施用毒品者，我們或許可以正名為「藥物濫用者」。
那麼毒品人口，究竟是犯罪者還是病患？我們認為，製造、運輸、販賣未經中央政府機關核可之藥物者，的確是犯罪問題；單純施用者，也就是所謂的藥物濫用者，則應該是「病患」。
在一般正常的情況下，身體健康沒事的人除了保健食品外，不會到醫院看病拿藥或者到藥局買藥。而藥物濫用者，就是在毫無必要的情況下，施用那些具成癮性、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或其他藥物。
為什麼他們會施用毒品？
《報導者》曾在〈他們的第一口毒，與一輩子的私人戰爭〉專題報導中指出，施用毒品的其中一個原因，是為了求生存。報導並以一件案例，對此提出深刻反思。
一名物流業司機，從早上7點送貨到晚上10點，月薪46,000元。因為工時長，開車時又必須長時間保持專注，因此，他開始在出門前食用一點安非他命，晚上再把車開到偏僻處再食用一次，為的是撐完一天又一天的長途旅程。僅管妻子要他別再用藥，但為了生計，他別無它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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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人施用毒品的原因，是為了提神、賺錢和生存；也有些人，因為身處高壓環境無從宣洩壓力，而透過「吸毒」放鬆自己、逃避殘酷的現實處境。多數人對於毒品施用者的印象，都是「看起來很kiang」，或覺得他們說話語無倫次，那是由於麻醉性藥物對腦造成的傷害，而不是他們的原始樣貌。
是助長還是遏止？
毒品之所以氾濫，源自於「有需求」，有需求才有市場，沒有需求也就不會有市場。然而我國的修法卻是一味的加重刑罰，這樣的立法作為真的可以遏止藥物濫用的處境嗎？
加重了刑罰，需求依然存在，加重刑罰換來的，只是墊高毒品的整體成本。一旦成本墊高後，可能會發生什麼事？
因為市場需求還在，為了順利製造、運輸、銷售，只好改以更隱密的手段，檢警必須耗費更多心力查緝，變相的必須耗費更多的國家資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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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市場需求依舊，但貨源變少，因此毒品價格上漲，為購買毒品而衍生的其他犯罪行為，有可能隨之增加。
其中耗費國家資源的部分，以本次修法將「純質淨重」從20公克下調成5公克為最顯然的例子。這樣的下調意味著，當警方查獲一包毒咖啡包，都必須送去檢驗，確認這包咖啡包裡，實際含有多少毒品的成分。但是，這會造成兩個問題：
新興毒品的興起，在檢驗上面臨到的問題，首先是我們的檢驗技術是否跟的上？也就是說新興毒品的成分與過往的毒品成分已大有不同，過往的試劑、試紙及檢驗方法可能因為成分不同，已經無法有效檢驗。其次，因新興毒品的成分變化快速，導致政府相關部門來不及公告將特定成分列為毒品，因此實驗室縱使解析出咖啡包的成分有A、B、C，也無從認定是否為毒咖啡包及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所稱之毒品。但檢驗的費用絕不是免費，每一次的送驗，都是一筆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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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入罪門檻降低至5公克，意味著將耗費更多司法資源及警政資源在查緝、追訴，難道我國沒有衛福單位了嗎？
令人質疑的是，一個連公務員加班費都支付不足額的國家，又從何支付高昂的檢驗費？當缺乏經費、無法送檢驗，依法檢察官只能不起訴，縱使起訴，法官只能判決無罪的情況下，司法又將面臨「司法縱容毒品」的難堪處境。
或許有人說重刑可以嚇阻毒品人口，然而這樣的想法，是不是又是一次的「刑法萬能論」？看看菲律賓面對毒品問題，強人杜特蒂採取當場格殺的手段，這應已是最殘暴的重刑，然而菲律賓的毒品問題因此解決了嗎？
當市場的需求依舊存在，而毒品成本墊高之後，得利的恐怕只是那些所謂的「上游」。這樣的修法，恐怕並無法有效遏止毒品的氾濫，反而是讓相關的產業鏈「發大財」。
